因为申报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点的事情,我带着学校的很多人全国各地到处跑,去拜访专家院士,并当面推介。当时单跑北京就有四五十趟,有时候学校上午开会研究出新思路,中午就要带着一伙人开面包车出发到北京。
有一次,我们赶到北京时天都黑了,饭也顾不上吃,立即拜访院士和专家,一直忙到晚上11点多,回来吃碗泡面就睡觉。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我就起床,把大家都喊醒,匆匆洗把脸就往回返。5点钟开车,中午11点多返回学校。回来顾不上休息,赶紧给领导汇报一行的成果。那时候没有手机,联系非常不便,有时候在北京等一位专家,对方出国了或者出差了,我们必须等,有几次说不准对方什么时候回来,一等就是半个多月。我们拜访的目标都是教授、院士,约一次非常不容易,见面后压力也很大,人家谈的一些问题你能不能继续接下去?人家说的话你懂不懂?有时候谈到专业领域的学术问题如果不能深入下去,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作为高校负责人,有自己的专业,但应当对许多学科有所涉猎,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考验,带队的负责人不具备好的素养,其结果一定不会好。
申报测量学博士点的难点在于,当时,测量学科博士点只有一个名额,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同济大学,而且他们当时已经是第三次申报了。我们与第三次申报的同济大学“遭遇”,对手非常强,我们申报时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。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对手,我们开过很多会研究讨论申报工作,主要思路还是按照原先的路数,逐一拜访测量学科组的专家、院士,进行宣传推介。推介的第一站,我们选择了当时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的老所长。他是中科院院士,也是学科评议组组长。第一次去他家没有见到院士本人,只见到了他的夫人。后来我们请这位院士来过泰安一次,他到我们学校实地了解了我们测量学的实力和水平。他对我们学校的科研水平非常肯定,表示支持我们。
得到一位专家的支持后,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。当时学校研究了两套争取博士点的备选方案,一是我们自己申报测量学博士点,但对手是同济大学,我们很难突破;二是我们去做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工作,动员对方和我们学校联合申报博士点。通过多次讨论研究,大家一致认为第二套方案可操作性更大,因为在学术方面,更多时候“1+1”的力量要远远大于“2”。我们之所以设想和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合作,是因为业界对我们测绘学科的陶华学老师的学术水平非常认可。
非常凑巧的是,两次申报失败的同济大学,这一次也打算跟测绘科学院合作申报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测绘科学院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和同济大学合作,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他们院里有一部分人是同意跟同济大学合作的,毕竟同济大学的名气比我们大,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跟我们学校合作比较好,因为我们学校在专业方面更有优势。在中国测绘科学院举棋不定的时候,学校决定由我带队,专程赶到中国测绘科学院去推介学校的测量专业,听听他们的意见,谈谈我们的看法,说服他们与我们合作。抵达中国测绘科学院后,他们的新、老院长和主要的学术带头人都来跟我们座谈,就是想敲定这件事情。
座谈中,我们开诚布公地分析了学校的专业优势,并表示,我们学校完全有承担这个博士点的实力,因为我们学校测量学科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。跟我们学校合作,还有很多获益的地方,因为中国测绘科学院有些研究人员是需要带博士研究生的,培养博士是一个成熟的科研人员的必然要求,我们有了博士点后,双方可以在测绘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,共同完成一些科研项目。听我用不到20分钟谈完了这几点看法后,他们新、老院长与几个负责人商量之后表示:“我们非常赞同您的看法,我们决定跟你们学校合作,咱们签字吧。”双方当场签字,决定共同申报测量学博士点。
这时,申报面临的形势是,我们和中国测绘科学院一起与同济大学竞争。这种竞争形势很微妙,我们有我们的长处,同济有同济的长处。同济是第三次申请了,如果我们胜出了,同济没胜出,显得不是很合理;但是,同济胜出,对我们学校来说也不是很公道。因此,最好的办法,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个名额。于是,我们就去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,争取增加一个名额,做到双赢。我们去和当时新上任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进行了交流沟通,把我们学校测量学科在国内的地位和我们的想法简单介绍了一下。主任认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,因此名额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此后我与陶华学、靳奉祥、姚来昌等又去了武汉测绘大学面见了宁津生等两位院士。两位院士表示,如果有两个名额,他们一定会支持我们入选。就这样,1998年,威尼斯官网测量学科顺利成为博士学位授予点。
选自《科大故事①》(2016年9月出版)(讲述:李斌 整理:许志伟)